1904年夏天，马勒和往年一样来到他在阿特尔湖畔的“作曲小屋”进行创作，而此时正是他人生罕见的幸福、从容的阶段。一方面他的女儿安娜刚刚出生，而他与结婚两年的妻子阿尔玛依然保持着美满的关系（至少表面上如此），此外他的《第五交响曲》也刚刚在科隆进行了首演，而更重要的是他在维也纳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此时，马勒几乎已经攀升到个人事业发展的顶峰，在宫廷歌剧院，他的地位日益稳固，虽然不时有反对他的势力企图动用各种手段威胁他的地位，但是鉴于马勒在宫廷歌剧院有目共睹的成绩，剧院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着他。因为正是由于马勒精明的管理和卓越的音乐才能让宫廷歌剧院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如同马勒第一交响曲中的第二乐章一样“满帆前进”，而这也是他当时人生状态的真实写照。然而，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何马勒要在此时写出像《第六交响曲》一样具有强烈的宿命意识和悲剧色彩的主题，他再一次毫无保留地将目光转移到了“死亡”的主题之上，并且流露出对世事的绝望情绪。这或许恰恰体现了马勒的矛盾人格，他在人生最为安逸的阶段看到了狂澜既到，大厦将倾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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